查重网

论文查重
支持官网查验真伪

《左传》“君子曰”引《诗》中的君子观探究

  摘 要:《左传》成书于春秋、战国之交,其中无论正文或是“君子曰”部分大量的引《诗》现象是具有一定学术研究价值的。本文立足于《左传》原文,以《左传》“君子曰”引《诗》为切入点,探究其中所蕴含的“温柔敦厚”的君子诗教,“崇德尚礼”的君子修养,以及“重民重信”的君子品性三方面内容进行其关于《左传》“君子曰”引诗中的“君子观”的探究。
  关键词:《左传》;“君子曰”;《诗》;君子观
  《左传》“君子曰”的定义有许多,杨伯峻先生认为“君子曰”里既有左氏的史评,又有时人君子的言论,这一观点可作为对《左传》“君子曰”的定义概括。因而认为“君子曰”的君子观意蕴是左氏史评与当时君子言论融合而产生的。通观《左传》,其“君子”之议论均系著者通过对历史事件、人物的描述自然而然地表现出来的鲜明的爱憎、褒贬,直接发表议论的一种形式,可称为著者的“主观评价”,是《左传》不可缺少的有机组成部分。并且著者对那些历史事件、人物的详细记述,则可称为“客观叙事”。客观叙事与主观评价相结合,使《左传》的思想性与艺术性在先秦史传文学中起到典范作用,成为后世史传文学的楷模。并且由于“君子曰”由著者直接发论,言简意赅,切中要害,在体例上开后世史书论赞先河。
  “君子曰”引《诗》,主要是作为论证的根据,以增强论证的权威性。顾颉刚先生认为,春秋战国时人用《诗》,大致分为典礼、祭祀、饮宴、讽谏、言志、称美、表情达意几类。而“君子曰”引《诗》主要用来讲伦理道德,议论政治成败得失,评价人事是非曲直,几乎无例外地用于对认为事件的评价,表现了作者的政治、道德伦理观念和价值判断。因而具有其独立的君子观。
  一、“温柔敦厚”的君子诗教
  《左传》成书于春秋、战国之交,其中无论正文或是“君子曰”部分大量的引《诗》现象是值得人们关注的。春秋时期这种引《诗》风气的盛行的原因在于西周之时,居于统治地位的周天子,运用宗法制分封诸侯来巩固统治地位。伴随着周王室经历昭王南征失败、周厉王时的农民暴动、周幽王时的内忧外患致使周王室实力日渐衰微,各诸侯国的实力不断激增,因而各诸侯国在政治、经济、文化层面影响力不断加大。但是从周以来的“一统”观念和文化上的“尊王”传统却依旧存在诸侯之间,即使诸侯国已经在政治上摆脱了周王室的统治,但他们为了争得霸主之位还得依附于周王室的文化影响力来笼络各国。从此看来,春秋时期的价值评判标准还是宗周之德、礼的观念。正是这种大的政治背景为引《诗》现象的盛行营造了氛围。塑造了其由教化为主要功能的君子观念。
  《左传》“君子曰”引《诗》中的君子观体现出继承周代“以德为本”的“诗教”思想,并在春秋时期“温柔敦厚”的“诗教”思想中建立起独特的观念。
  在西周时期,已经开始了教育教学活动,针对不同的阶层,有不同的学习内容,有“三德”、“三行”“六艺”“六仪”“乐德”“乐语”“乐舞”“诗”等内容,从这些内容来看,学习内容分类很细,“诗教”只是作为乐教中的一项内容被提倡。西周的这种教育环境为诗教思想的发展创造了条件,“尚德、仁爱、亲亲、尊尊”作为周人的文化精神,其中“德”尤为的重要,“至德以为道本”始终是周人坚持的核心,因此在诗、乐、舞三项学习内容中,诗是很被周人所重视的,教授诗的内容也是以“德”为核心的。到了春秋时期,由于时代的变化和人们认识的不断提高,人们在周代礼乐制度的影响下,对《诗》的认识更进一步,已经有了趋于理论化的认识。孔子说道,“不学诗,无以言”,《诗》不单单是学习的一项内容,它已经变成在特殊时期下人们可以交流、处理政务、言语表达的“工具”,人们对《诗》更加的重视。
  “君子曰”在引诗上采用“断章取义”的方式,如:
  君子曰:“管氏之世祀也宜哉!让不忘其上。《诗》曰:‘恺悌君子,神所劳矣。’”(僖公十二年)
  君子曰:“从善如流,宜哉!《诗》曰:‘恺悌君子,遐不作人?’求善也夫!作人,斯有功绩矣。”(成公八年)[1]
  “君子曰”中的“恺悌君子,神所劳矣。”和“恺悌君子,遐不作人。”两句都是出自《大雅·旱麓》中的诗句,这首诗是用来歌颂周文王祭祀祖先而得福的,而在“君子曰”中則用来“管氏之世祀”、“从善如流”之事,显然是断章取所求,引用的诗句是与全文诗句割裂的,目的只是要与君子的所说的言语有关系,纯属是字面上的关系,诗的本义并不是君子所追求的重点,目的在于实现“温柔敦厚”的“诗教”,即用委婉含蓄的方式实现讽谏的目的,从而达到教化人们的目的。[2]
  二、“崇德尚礼”的君子修养
  《左传》“君子曰”评论语言中,提及次数最多的就属德与礼,出现了二十五条之多。对于合乎礼仪和道德之事,“君子”们总会给予很高的评价,在《隐公十一年》中对礼的定义:“礼,经国家,定社稷,序人民,利后嗣者也。”、“恕而行之,德之则也,礼之经也。”,可以看出君子认为礼对于国家社稷与人民子嗣有着很重要的作用,而“礼”又与“德”是息息相关的,一个人或者一个国家都是不可缺少这两者的。如《隐公十一年》郑庄公使许大夫侍奉许叔住在许国的东偏,使公孙获住在许国西偏,这样做得目的表面是不想假手讨伐许国,其实质是为了保全郑国边境的安宁,以防别国驻扎,日后讨伐郑国,能够使郑国子民避免战祸,安居乐业:
  君子之谓郑庄公“于是乎有礼。礼,经国家,定社稷,序人民,利后嗣者也。许,无刑而伐之,服而舍之,,度德而处之,量力而行之。相时而动,无累后人,可谓知礼矣。”
  郑庄公做事考虑周全,合乎礼,量力而行,度德而处,很恰当的将“礼”与“德”结合起来处理事情。
  对于“德”在“君子曰”中强调为君子的个人修养。修身层面,“君子”亦有一定的评判标准,在《左传》“君子曰”中体现如《僖公九年》荀息不食其言之事:
  “十一月,里克杀公子卓于朝,荀息死之。君子曰:“诗所谓‘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为也,’荀息有焉。”

分享:

论文查重 检测系统 官方入口

知网期刊检测 知网PMLC 万方检测2.0 知网检测VI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