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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非子的人性论研究

  摘 要:韩非基于对先秦各家人性思想的继承与发展,提出了人的“好利恶害”之性,并以此作为其阐述人伦关系的基础。韩非将人性与“利”挂钩,通过对现实社会中君臣关系、父子关系、夫妇关系等的观察,认为人伦关系中充斥着强烈的“计算之心”,并将人的“求利之心”排于首位,次之为“相爱之道”。但并不能就此而认为韩非彻底否定人伦道德,他曾多次提及人伦情感。他对人伦關系的认识,实则为“求利之心”与“相爱之道”之间的价值排序问题。
  关键词:人性思想;人伦关系;求利之心;相爱之道
  古今中外,人性问题一度成为思想家们研究的热点问题。熊十力曾说:“凡政治哲学上大思想家,其立论足开学派者,必其思想于形而上学有根据,否则为浅薄之论,无传世久远价值也。”[1]306韩非的人性论,正是处于其思想中的基础地位。他辩证地看待人性问题,并将其体现于人伦关系之中。既肯定了人伦中的血缘之亲,又着重体现人伦关系中的求利之心。其人伦关系为君主如何掌控臣下提供了指导作用。
  一、韩非人性思想的产生
  战国时期,社会的经济制度与政治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诸侯各自为政,兼并土地,相互混战,可谓是人性的“炼狱”时期。韩非生逢其时,其人性思想也是其时代的产物。同时,韩非的人性思想有别于儒家孟子的“性善论”,他继承发展了荀子的“饥而欲食”[2]63与前期法家的人性“自利”,提出“不食则不能活”[3]200的人性“好利”思想。另外,韩非发挥了老子的“道”,在韩非看来,“道”是“万理之所稽也”,[3]201为其人伦关系的阐述与人性“好利”在国家治理方式上的应用奠定了基础。
  二、人伦关系:“求利之心”与“相爱之道”
  韩非人伦关系的核心在于阐明“求利之心”与“相爱之道”的排序问题。他虽然继承了荀子的人性好利思想,但并未对“性恶论”有所论证,因此他并未继承荀子的性恶论观点。而是以人性“好利”为基础着重说明人伦关系中的问题。其人性思想的内涵主要体现于人伦关系,为君主掌控臣子奠定理论基础。他列举父母子女、夫妻、兄弟、主人与庸客等人伦关系,归根结底是为阐述有血缘关系的人与人之间尚且存在“求利之心”,进而说明君臣关系并无血缘之亲,君主欲控制臣下,要以利益之心为出发点。
  关于父母子女之间的人伦关系,韩非强调“今上下之接,无子父之泽,而欲以行义禁下,则交必有郄矣。”[3]608可见,韩非将“子父之泽”与“上下之接”相对比,是为阐明君臣关系不同于子父关系,因此君主“行义禁下”并不可行。其实,韩非承认父子之间的亲情,认同“子父之泽”的血缘关系更为亲密。但韩非又进一步提出:“且父母之于子也,产男则相贺,产女则杀之……而况无父子之泽乎?”[3]608在韩非看来,父母之于子女,并不是纯粹的血缘之情,也存在利益之心。父母在对待“产男”与“产女”的结果上大相径庭,尽管子女皆出于“父母之怀祍”,但父母出于“计之长利”的考虑竟在骨肉之亲中产生“贺”与“杀”的分别,所以“计算之心”与“求利之心”是人的本能,甚至骨肉之亲亦难逃于这种算计,更何况乎“无子父之泽”的君臣之间?另外,韩非曾举管仲与桓公对话中竖刁、易牙与开方的事例,以证明人伦关系的由近至远。首先,“易牙蒸其子首而进之”[3]500,易牙将自己的孩子蒸食因“君惟人肉未尝”[3]500,由此可见连自己孩子都不爱护的人,何以爱君主?“竖刁自宫以治内”,[3]500尚且不爱惜自己的身体,又如何能爱护君主?开方“弃其母”而“久宦不归”,不爱母亲的人,又如何能爱君主呢? 由此可见,韩非认同父母子女之间的人伦亲情,他并非否定道德。只是在“求利之心”的对比下“相爱之道”次之,,那夫妻间的人伦关系如何呢?
  关于夫妻关系,韩非提出:“丈夫年五十而好色未解也,妇人年三十而美色衰矣。以衰美之妇人事好色之丈夫,则身见疏贱,而子疑不为后,此后妃、夫人之所以冀其君之死者也。”[3]151在韩非看来,无论是“万乘之主”抑或是“千乘之君”,难免因君主之位的传承而被妻儿盼望早死。在他看来,夫妻之间因妇人“美色衰”,丈夫“好色未解”而产生疏远,又因“子疑不为后”而导致父子之情泯灭。足矣证明人的“求利之心”远远胜于“相爱之道”。那么这种疏远与泯灭是否有幸存呢?韩非认为“唯母为后而子为主”[3]151才可以化解这种权势之争而带来的亲情泯灭,才会继先前“男女之乐”,[3]151“擅万乘不疑”,[3]151否则难逃“鸩毒扼昧”[3]151之果。然而,若是因权势之争得意化解而存在“男女之乐”、避免“鸩毒扼昧”,也只能将之称为是一种幸存。其得以幸存的根本不过是利益得以满足,又怎能称之为人伦情感呢?究其根本亦是利益争战之后的“战利品”,依旧是“求利之心”胜于“相爱之道”的人伦关系。然后韩非对人伦关系的丑恶化不仅局限于此,还体现在社会中人与人的关系之中。
  韩非认为,“求利之心”优于“相爱之道”的现象普遍存在于社会之中。他进而提出:“故王良爱马,越王勾践爱人,为战为驰……情非憎人也,利在人之死也。”[3]151-152韩非以“王良爱马”、“越王勾践爱人”论证“爱马“与“爱人”并非出于人伦情感的“爱”,而是出于“为战与驰”的利益角度。其进一步说明“医善吮人之伤”也是“利所加也”的缘故。由此可见,上述的各种人伦关系皆诠释着“求利之心”优于“相爱之道”,他认为无论是有血缘关系的人,还是无血缘关系的人。都存在“计算之心”。他坚定地站在了利益至上的角度来看待人伦关系。但与此同时,他承认父母子女之间的亲情,并认为父母子女之间的亲情是至亲,要近于君主与臣子之间的关系。他明确的人伦关系是存在远近之分的。只是尽管父子骨肉至亲,在面临利益的抉择时,尚且存在着“求利之心”优于“相爱之道”,更何况乎君臣之间?
  关于君臣的人伦关系,“夫君臣非有骨肉之亲,正直之道可以得利,则臣尽力以事主;正直之道不可以得安,则臣行私以干上。”[3]130韩非提到“非有骨肉之亲”,可见他并非完全否定人伦道德与骨肉亲情,他以父母子女之间薄情求利的一面,来进而推论君主与臣下之间的利害关系,君主与臣子之间更无“去求利之心”的可能。“明主在上,则人臣去私心行公义;乱主在上,则人臣去公义行私心……君臣之交,计也。”[3]173韩非认为臣子“行公义”或“行私心”取决于君主的“明”或“乱”,君与臣的“畜”与“事”皆交于“计”。由此可见,君之情在于“害国无亲”;臣之情在于“害身无利”,韩非将“君臣之利异”诠释的淋漓尽致。无论君主还是臣子,从本质上来看均为利益所驱使。那君主应当如何掌控君臣关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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